鲁迅先生的思想并不伟大

李钟琴

一

有一个旧房子，东倒西歪、风雨飘摇、阴暗肮脏、蟑鼠出没……早已不堪居住，怎么办？

号称改良派者，不愿触动旧房子的根基，认为通过修修补补的办法，就可以将旧房子改造成高楼大厦；

号称革命派者，则主张将旧房子坚决拆掉，另起新楼。

于是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登高呐喊，力劝大家坚决拆掉旧房子。

但是，当旧房子在仁人志士的呐喊声中变成一片废墟之时，他却没有拿出建设新房子的蓝图。
有人拿来欧美的洋房设计图，但被他否绝了。他认为，中国人的身高比西方人矮，不宜学西方人的高楼样式。

而当有人拿来一张紧凑结实的牢房图纸时，他却认可了。他以为这才是适合中国人的房子。
试问，此人的思想伟大吗？

二

毛泽东毕生最敬重、最佩服的人，是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去世后，毛泽东为其加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三个“伟大”的谥号。说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这个毋庸置疑，也无须多说；说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对照鲁迅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勇猛的斗争精神、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不妥协精神，也说得过去；而“伟大的思想家”一说，则大有商榷的余地。

当然，质疑鲁迅的思想是否伟大，并非说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极为彻底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量糟粕进行彻底的毫不留情的剖析与批判，就无法唤醒民众接受新思想、改造旧中国。鲁迅先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大将，名垂青史，功不可没！

无论是其杂文，还是其小说，鲁迅先生对旧传统、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的剖析之深刻、抨击之猛烈，在五四运动的主要干将当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不将破烂不堪的旧房子拆掉，就无法在原地盖起新楼。

然而，破坏容易建设难。当旧房子被拆成一片废墟之后，该建造一所什么样的房子呢？换言之，在革命先驱们推翻帝制之后，中国将向何处去？

三

陈独秀、鲁迅、胡适，是世所公认的“五四运动”三大将。

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将中国建成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家；而胡适先生，则对西方民主政体情有独衷，一生都在为民主宪政、言论自由而孜孜努力；鲁迅先生，好像并没有明确的政见。虽然他毕生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但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

鲁迅先生在“呐喊”的同时，也长期处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甚至一度感到了绝望。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为杂文集《彷徨》题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把希望看作是“手制的偶像”，他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无路可走。”“前面？前面，是坟。”而“微茫的希望”则源于他所接受的“进化论”思想，他寄希望于青年，认为年轻人一定胜于老年人。这种简单的进化论思想，说明了鲁迅先生思想中浅薄的一面。

鲁迅当然是反对专制独裁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也反对民主共和。那么，他认为应该用什么制度来取代专制呢？当他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中了解到一些苏式社会主义的皮毛时，便对苏联产生了好感，充满了向往。他一生不仅没到过英美，也没到过苏联。所以，他既不能真正了解英美的民主体制，也不会真正了解苏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他所了解的苏联，基本上都是一些人云亦云的、表面的、虚假的宣传，但他却信以为真。其一贯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哪里去了？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四

鲁迅先生为什么对西方的民主宪政不感兴趣？

1907年，他用文言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文化偏至论》，集中展示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
他写道：“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认为欧美的民主政体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他说：“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认为专制之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当道；而民主之制，则是千万个无赖掌权，必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于国于民更无益处。

除了在这篇文章中三次提到“民主”一词外，在之后他写的大量文章中，竟极少再提“民主”二字。

后来，鲁迅先生说得更透彻：“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华盖集·通讯》）

可见，鲁迅先生认为，国民的劣根性决定了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必会形成千万个无赖掌权的局面，这比一个专制暴君掌国更可怕。他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改造国民性。所以他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先生的这一“立人”思想，代表了当时直至当今很多人的看法。所谓“有什么样的国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民众素质太低，不配享有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之类的观点，虽然未必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但其实与鲁迅先生的思想是相通的。

五

改造国民性，准确的说法应是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是鲁迅先生自青年时期就萌生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那么，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有哪些特点呢？鲁迅没有系统地予以说明，根据鲁迅文章中所记，后人归纳出了很多，如：愚昧、卑怯、贪婪、自私、冷漠、懒惰、奴性……

这些劣根性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鲁迅将其归咎于传统文化。他说：“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两地书·八》）

所以，他反专制、反礼教、反儒学、反中庸、反中医……他认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人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迅先生笔下的国民劣根性是中国人独有的吗？我看未必。即拿他大力抨击的“奴性”来说，并非人人生来都具有奴性，也并非人人都愿意做◎◎，这实在是政治环境使然。在专制时代，官大一级压死人，每一级官员都掌握着下属和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则掌握着所有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下级在上级面前全是卑顺的◎◎，所有上级在下级面前又全是傲慢的主子。正如一个比喻所说的那样：一棵大树干上爬满了猴子，上面的猴子朝下看，看到的全是笑脸；下面的猴子朝上看，看到的全是屁股。

鲁迅先生对此看得也很明白，他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人其实都是愿意做主子的，没有人愿做◎◎。人之所以在主子面前甘做◎◎，就是为了能得到主子的提携成为小主子。不想当主子的◎◎，绝不是好◎◎。人的奴性是体制逼出来的，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但鲁迅先生却将“奴性”视为国民的劣根性之一，这就必然走进了误区。

再譬如，从古到今，朝野上下，都在倡导人们要敢讲真话，要刚正不阿，要光明磊落；没有人公然倡导人们说假话、奴颜婢膝、阿谀谄媚。按说，这样的文化传统应该是很优秀的吧？但是，现实如何呢？历朝历代的官场风气，却如清代乾隆盛世时期的大臣孙嘉淦所描述的那样：“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而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

毛泽东在“反右”之时，曾倡导“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泽东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张闻天则说：“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见张闻天7月21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张闻天看得已经很清楚了，但他认为言论自由“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终究也是靠不住的。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绝大多数人不会冒着杀头的风险“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即使那些熟读鲁迅的人，甚至一些鲁迅的研究者，又有几人学到了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

质言之，所谓国民劣根性，其实是劣性制度在人身上的反应。鲁迅先生忽略了制度建设，只是幻想着去改造人性、改造文化，注定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有意思的是，“文革”时期，万马齐喑，书店里摆放最多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还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所以时人有言：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可见，鲁迅的文章，对暴政、虐政构不成任何威胁。这不能不说是对鲁迅先生的一大讽刺。

六

1937年，就在鲁迅先生去世一年之后，陈独秀在胡适的援救下被蒋介石释放出狱。他隐居在西南的一个小镇上，对自己的思想，对苏联的体制，对中国的前途，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完成了他从共产主义者到民主主义者的嬗变。

陈独秀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斯大林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秘密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来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内容空洞的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见《陈独秀著作选·给西流的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版）

据说，胡适先生在读到陈独秀的这些振聋发聩的文字时非常高兴，说，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们三人一定会殊途同归。

我愿意相信，如果鲁迅还活着，以他的思想与骨气，完全有可能与陈独秀、胡适殊途同归。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胡适先生到台湾后，利用自己的声望以及与蒋介石良好的私人关系，积极呼吁民主宪政，倡导言论自由。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前提，因此与雷震等人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在台湾宣传民主自由的主阵地。他们并非空谈民主，而是在地方选举、“总统”连任等具体问题上发表看法，启蒙民众，在台湾广泛地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

唐弢先生在《春天的怀念》一文中回忆说，1965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对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们谈到了胡适，肯定了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功绩。毛泽东说：“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如今，大陆的知识分子们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被大陆骂了半个世纪、其实也真算不上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胡适，竟是一位冷静深刻的思想巨人。

毛泽东为什么说到21世纪给胡适恢复名誉？毛泽东曾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莫非，到了21世纪，胡适的方向，才是中华民族新文明的方向？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