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文化、齐文化和中华文明论纲
一、淮河文化和管鲍文化
笔者曾经就管仲、《管子》和淮河文化做过一点思考性研究，基本观点已经写进了过去的一些文章。我主要从地缘－历史的内在承传逻辑和文化思想流传稳定的联系的宏观视角，提出了管仲、《管子》和淮河文化的关系这个命题，并做了某些原则性的阐发。提出了这种联系的几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
首先，淮河人文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淮河，是长江的一条大支流。它与秦岭一道构成了我国一条大分水岭，即亚热带与暖温带的交绥线；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一月份平均气温零度等温线；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南、北方分界线。因此淮河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考古发现证实：7000年前淮河流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早在7000年前，淮河流域就存在着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双墩文化”，这一地区与黄河、长江流域一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双墩遗址位于安徽蚌埠小蚌埠镇双墩村北侧，坐落在距淮河4公里左右的一个台地上。1985年11月在文物大普查时被发现，先后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
“根据对出土文物极其刻划符号的分析，距今7000年前的双墩氏族存在着多种经济结构。双墩先民已经经营稻作农业，并饲养家猪；同时捕捞、渔猎、采集。此外，还有制陶与石器、骨角、器角制作，以及养蚕、缝织等手工生产。遗址出土的600余件种类繁多的刻划符号，在同时期国内外文化遗存中十分罕见。从同时期其他遗存的刻划符号比较以及从文明的特殊规律而言，双墩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
“专家们发现，与同时期其他文化遗存相比较，双墩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从形状、纹饰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出土数量较多的陶釜，不仅形状不同于同时期南方的腰沿釜和北方的尖底釜，而且其硕大的支脚采用仿男性生殖器形状，十分罕见。”（摘自2005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
淮河文化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述到二千六、七百年前的周代，当时，从淮河流域走出去的管子、鲍叔牙、老子、庄子,以及先秦的甘茂、甘罗，无目的而有目的地创造了中华淮河文明的第一座高峰,而且以后的秦、汉、魏、唐文明都顺理成章地视作这种主流文明的传承、光大和延展。附带提请注意的是，这三条大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汇于以淮河为中轴的安徽－－江淮大地，只是元朝（公元13世纪）以后，黄河才夺淮河之出海口退出了位于安徽的故道（今安徽北部的淮北市、宿州市一带）。
其次，淮河文化具有的强势文化的历史走势。淮河文化的核心之一政治文化，以屡建经邦的辉煌和治国的功业，而彪炳于史册。开创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辉煌的齐相管仲之业绩自不必说，辅助秦始皇开创大秦基业的宰相也是淮河流域的人士李斯；楚汉之争最终结局是刘邦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也多得益于传承运用管仲政治智慧；曹操创立并代表的魏对于吴、蜀的最终胜利，也可作如是观。管子，鲍叔牙、李斯、刘邦，曹操，朱元璋这些淮河之子，不管历来学界文士怎样从抽象的表象出发，持伦理道德批判的立场，却无法动摇他们在中华文明史上程碑式的杰出代表人物的地位。
第三、淮河文明的代表主要是管仲、《管子》。主要因为：
－－它发祥早具有文明始创的经典性。管子的哲思博大精深，是人类最早提出“水”是万物之源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比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世界的本原的观点还要早。中国哲学的基石性的主要范畴和概念“精气”、“金木水火土”、“五味”、“五声”、“五色”、“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可以从《管子》中找到原初。一般认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除了《卜辞》，就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都是后来的儒家删改、修订的；《易经》最早据说是周文王所作；《春秋》、《诗经》都是孔子编辑的；讲究“述而不作”的孔夫子的言论集《论语》，是后人编撰的。不仅是管仲、《管子》，其实老子也是孔子的先师。老子的《道德经》一出，就基本奠定了中华哲学思辩的坚实基石。
管仲、《管子》实际上是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的源头。换言之，管子是整个周代乃至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后世史学跳开作为具有坐标性文明发展的环节——管学，而一味强调儒家对周公的一脉相承，尊孔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根，说什么“百家分儒”，则失之乖史。也许“百家分管”更符合实际。如果不这样看，就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首霸春秋的齐国，作为百家争鸣的策源地文化源泉似乎“枯竭”了，而默默无闻的鲁国却突然产生了孔、孟儒学。
－－它政治学百科全书式的系统性和实践性。管学猎涉的学科非常之多：政治学、政治管理学、法律、哲学、人文、巫术、经济、天文、地理、军事、教育、伦理、工、农、商、贸、医、文、风俗、人情、治国方略、军事谋略，等等。它包容万象，囊罗寰宇，成为以后著名的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源头，为诸子百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的大河上游的一个重要的“蓄水库”。其法礼并用的核心理念，“礼”的方面成为儒家学说的源头，“法”的方面深深影响着春秋战国诸强，最后被秦始皇继承、发挥和实践的最为成功，不仅帮助秦王赢政“扫六合”地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秦王朝，而且由管学泛觞的郡县制、郡县以下“户、伍、连、里、亭、乡”的基层组织建制，以及“军政合一”、“军屯”、“民屯”等等基本体制架构，不断为后代各个王朝所因袭或生发，已经成为中华特色国家基层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
－－它经邦济世的务实性和谋略性。管学在本质上是经邦 济世 、改革、创新、务实，而且非常注重经验总结、哲学沉思和理 论概括。它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具有很大的超前性，直到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管子认为，适当的政府超前消费，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社会生产和流通。管子的经济思想还有非常注重世俗实用理性的特征，即它的“民间性”特征。时至今日某些民间的“杂行”仍然私下推崇并祭奠管子，奉之为祖师爷。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经常以“管乐自况”。“管”即管仲，“乐”是乐毅。“首霸春秋”意味着什么？“八百诸侯，王国甚多”、“群雄鹊起，逐鹿中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既是物质“武器的批判”的结晶，也是精神“批判的武器”（马克思语）的结晶。著名的“管鲍之交”、“老马识途”、“知予为取”、“以曲求衡”，以及著名的“牧民第一”、“军政合一”、军民一体、重“仓廪”“衣食”、兴“农”“工”“商”、制“轻重”之“度”、“法”“礼”并施、招“贤”纳“士”、“百年树人”等思想，无不代表着当时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行”、“思”文明智慧的最高水准。
－－是它广博的承前启后性和能动的开放性。管学对上集中、继承并生发了此前周、商、夏乃至上古的文明精华，对下启发了先秦、秦、汉、魏以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极端重视“法”“礼”并举的政治主流文化。管仲、鲍叔牙建功立业地并不在颍上，不在颍河流域，甚至也不在淮河流域，而是在黄河流域的齐鲁大地。从此，管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法治思想广泽后世。颍上甘氏祖孙两“上卿”，做官供职也远在黄土高原的陕西、山东一带；汉高祖刘邦则素被奉为以广纳天下俊彦、知人善任而得天下的楷模；曹氏父子功业也并不局限于黄淮，而是南推到长江以东，即今天的江浙一带；以哲思和玄想著称的老子“出关”布道，远达三秦大地，以致形成汉代的黄老之学——中华本土的宗教；世以老庄哲学统称，作为文学大师的庄子，一篇《逍遥游》，恐怕已足以表明他开放的、审美的、落拓不羁的文化品格。老庄、“三 曹”父子和“竹林七贤”作为庄楚文风 、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的开创者，以其浪漫瑰丽、风骨冷峻、潇洒放浪的道德文章，一直是中华文采 和文风的里程碑式的的人物。至于管仲，更是 一 个不尽的伟大话题：直到上世纪70年代的“批儒平法”，80年代的改革开放，甚至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以法制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念，都无不可以从《管子》政治法治思想资源中汲取丰沛的营养，表现出其久远而旺盛的生命力。
二、齐鲁文化和管鲍文化
山东齐鲁大地曾经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扮演了及其伟大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千多年来，齐鲁文化代表了中华文明最显赫和主导的一面。我指的是以管子为代表的经邦济世的帝王之学，在上层建筑的层面，是物质文明“硬件”建设的学问，管理国家的学问，平天下的学问，一句话是实学；而另一方面，后起的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学，甚至更加显赫、辉煌，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从汉代以降，屡屡为封建最高统治者所加封、供奉，体制化地宣扬、教化，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软件”的主体构件。中国特色古典统治术从而完成了世界历政治学史一个绝无仅有的例证－－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自觉理性地分裂及其在潜规则统揽下的统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历史人物人格的矛盾，因为社会衡量的尺度是双重的标准。文人，也不可避免地按照双重的标准－－管子和孔子两把尺子，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摆脱这样的文化场景的制约，相反，甚至在某些方面发扬广大了，惟一的缺憾是仍然和历史上的王朝在犯一个类似的通病－－对孔子不合实际地抬高，而对管子研究和管学继续保持低水平“糊里糊涂的爱”或沉默和遗忘。
可见齐文化即管学，鲁文化即孔儒文化，是中国古典的两大文化高峰，并且呈长期“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之势。
然而，从历史逻辑的观点，即事物发生的程序的视角看，管鲍文化为代表的齐文化又是孔孟为代表的鲁文化的先驱和来源。
管鲍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比起对管子文化的理解和研究不够而言，文化管鲍很可能还没有进入学界的视野，除了那些以重复宋代苏涣《管仲论》荒唐观念为能事贬低管仲扬鲍叔的小品文之外，我们很少读到那怕非常常识的重复“管鲍之交”成语的文章。这说明“友谊”这两个字，距离今天的社会主流生活已经是多么的遥远，更不要说古代伟大的友谊了。管鲍文化所代表的古典友谊属于中华民族古典道德伦理的范畴，这种道德伦理很可能就是孔孟之道所津津乐道的周代的甚至上古的“仁”、“智”、“礼”、“义”、“信”的文本，君子之交的原始含义。实际上，这种友谊和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可能属于上古时代先民原始共产主义道德的遗迹和最高表现。记得列宁在评价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伟大友谊时说过：他们之间的友谊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关于友谊的动人传说。显然列宁并不知道中国春秋时代的关于管鲍友谊的动人传说。“管鲍之交”，这个中国成语中惟一明确以人表达的著名成语，实际上保留了一段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的历史文化。归纳起来管鲍文化所传达历史信息至少有三点：
1、理想状态的本真人格。管仲和鲍叔牙是少年好友，鲍叔长鲍叔牙两岁，相传少年管仲一次用箭射蛇解救鲍叔牙，而得到了地上的一块黄金，管仲坚持是鲍叔牙先发现的，鲍叔牙则说是管仲射蛇发现的，二者僵持不下，这时一位老叟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就是建议这金子用来聘请文武老师来教授他们共同学文习武。鲍叔牙和管仲做生意时分金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谁家需要的多，谁就多拿取，这样管仲因为家境较为贫困，所以就老是多拿取，但是鲍叔牙并不以为管仲贪财，管仲也不因为怕鲍叔会认为自己贪而虚荣要平分；管仲囚运鲁国途中，管边境的鲁国人跪着向管仲敬献了饮食。管仲十分感激，真诚地道谢。管边疆的人趁机说：“如果您不被处死，回到齐国被重用，你将怎样报答我呢？”管仲正色道：“我身为重犯，生死难料，被重用更是无望。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能被齐国重用，我将录用有才德的人，按功评赏。你有何才能？” 管边疆的人语塞。管仲说：“看来你除了勒索别无他能，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
2、高不可攀的管鲍互信。管仲和鲍叔牙原都是齐国公子的老师，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是公子小白（即历史上的齐桓公）的老师。齐国发生内乱时，管仲和鲍叔牙各保其主，为争夺齐国国君的最高权力而战。管仲箭射公子小白，公子小白佯装伤亡，方逃过危难。后公子小白战胜了公子纠夺得齐国政权。鲍叔牙向公子小白推荐管仲，说服公子小白让鲁国引渡管仲回齐，赦免管仲之罪，拜管仲为齐相。鲍叔牙为了说服齐桓公，从惠民、治国、外交、制礼、军事等五个方面与管仲做了比较，认为自己的德才可以治理好齐国，但却难以使齐国称霸于天下。他真诚地对齐桓公说:“君且欲称霸，非管夷吾(即管仲)不可。”(《史记·齐太公世家》)至于那齐桓公耿耿于怀的所谓的“一箭之仇”，鲍叔牙也以那也是“为自己的国君”，做出了令人佩服的解释。并指出，这样的人，如果赦罪重用，必将效忠尽力。
管仲从异国逃生的“钦犯”而一跃成为齐桓公厚礼相待的重臣，而且被尊为仲父，委以宰相重任，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栋梁。鲍叔牙则甘居其下，成为共修齐政的“二线”顾问，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他都坚决支持管仲的决策意见。管仲由衷发出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临终前著名的“病榻论相”，管仲对挚友鲍叔牙的忠恳评价及其不推荐鲍叔牙继承自己的相位，历来遭受到人们的广泛诟病，但是管鲍的互信至少证明了如下三点：一是证明了后世人物精神境界的逐渐矮化和古朴纯真品格的沦丧；二是证明了管仲和鲍叔牙之间友谊的境界和互信程度是后人无法企及的；三是证明了经历了人格和伦理观念蜕化的时代，及其横亘于经过这种社会生活和教化的人与管仲时代精英人物之间巨大“精神峡谷”的存在，而这已足以使达尔文进化论失效。
3、纯真政治的伟大成功典范。“纯真”或“纯正”，这两个词似乎与通常理解的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更不会被民间和世俗所认同。然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它至少纯真、纯正过一次，那就是春秋齐国管仲时代，这里的政治主要指君臣之间关系长时间异乎寻常地和睦、和谐。
一般认为，三国时期的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以及刘备与诸葛亮的合作是广为流传的千古典范。然而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情况远不能与管鲍之交以及管鲍与齐桓公之间的君臣互信同日而语。
首先，管鲍极其齐桓公要比刘、关、张、诸葛空明早上千年，前者是后者的祖师；其次，刘关张结义本身在友谊的层次上就比较低，管鲍友谊是不讲形式而直指事物本质，即体现友谊本身，他们互信关系的结成，并不要借助任何社会外在价值的参与。但是刘关张的联盟需要把兄弟结拜的仪式，是按照儒家之义的理念来自觉地约束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流传至今的社会结党拉帮之类；第三，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始终没有达到管鲍与齐桓公君臣关系的历史水平。刘备在权调平衡关、张与诸葛亮的关系上，往往更多是把江湖兄弟义气放在首位，而把君臣关系甚至军国大计置于次席或不顾。最后，历史结果也大体公正地反映出历史真实：即使撇开个人的性格和才能的因素不计，刘关张和诸葛亮的联盟取得的成就，也远远难以与管鲍与齐桓公比肩。
管仲相齐41年，春秋首霸齐国彪炳历史的辉煌，创造了中华民族文明的第一座高峰，实际上起决定因素的有三个伟人，他们就是管仲、齐桓公和鲍叔牙，管仲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因为他不仅是齐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规划设计者，而且是实践者，更重要是他还是杰出思想理论的创立者，留下了煌煌巨著《管子》。按照中国古典成功的最高标准，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管仲是当之无愧符合这个标准的历史第一人。而齐桓公因“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但风头毕竟是齐桓公出的，他是当然的霸主。这说明鲍叔牙知人荐贤确实荐得好，齐桓公从善如流纳谏纳得好，管仲不负重托做宰相做得更好。
管仲把齐国治理得政治清明、军事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齐国在齐桓公的正确领导下，在管仲的大力辅佐下，越来越强大起来。后齐桓公终于成为各诸侯中的霸主。如果鲍叔牙不能荐贤，或齐桓公气量狭小，或管仲不能称职，或君臣猜戒，或管仲循私情……那么任何一个因素存在都可能毁掉齐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重写。中国历史上的纯真政治时代就是一个空白，也许是世界政治史也是一个空白。然而，成全这一切是是什么？就是管仲、鲍叔牙和齐桓公人格的崇高、人品纯洁和人性的本真力量的充分发挥和展示。这一点对于墨守陈规的学界来说是一个知识的盲点，而对于习惯于进化论思维的人文社会科学，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三、淮河文化和中华文明
一般说来，一个外国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可以代表中华古典文明，或儒家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好像是不会太错的。不仅如此，不少有教养的国人可能还会忘乎所以地随着“洋杆子”往上爬，干脆把孔子儒文化物化地推广到世界上去，以所谓“光复国学、扬我文明”了。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以上历史事实说明，时至今日，中华的文明显然被了解地不仅存在片面性，而且有些方面还相当皮相、肤浅。
齐鲁文化之所以可以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是因为有管仲和孔丘这两个划时代的文化巨擘，还因为有两部天下的奇书：《管子》和《论语》。古代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显然是非常欺世盗名的事。但是真正靠一部《管子》安邦治国，却是光做不说的潜规则。即或是这两者结合起来，就算中华文明代表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淮河文明显然比齐鲁文化具有更广阔的外壳。淮河文化如前文所述，不仅有管仲，还有管鲍文化，还有老子的哲学，和庄子的文学。
以管仲、《管子》为代表的淮河文明（文化）是一种特别讲究实践行动和哲学沉思的人文学术， 这里称它为淮河的“行思文明”。它包括有老子的元哲学。老子哲学之“思”，固然极大提高了中华民族形而上的追问和辩证的水平，深化了人类对于自然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并开拓了中国人认知世界的另类方法。当然，其工于现实生存策略的算计和过于辩诡的立论原则，特别着力于对具有实学特征的“行”的无情解构（比如一味强调所谓“静观”、“无为”），也对后世汉民族人格的形成产生了分明消极的影响。
它还包括庄子的文学、庄子则以审美之“思”和艺术感觉，取代了管学形而下之“思”和老子的形而上学之“思”；以对于技艺之“行”比如“庖丁宰牛”和“运斤成风”的感觉实践之“行”的重视，取代了人的群体主动创造世界的历史“行”动。
似乎可以这么说,管子代表着实践理性的"善",老子代表纯粹理性的"真",庄子代表感觉实践的"美"。
孔子对于管子、老子“思”的哲学也是有所继承并发挥的，他加上了“学”的内容，而且注意到“学”与“思”的辩证关系，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在“行”的方面，孔子虽不舍弃“行”“道”的重要性，并且也身体力行，可是他在“行”“道”上，即在社会实践上基本是个失败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世追寻儒家学术的人物，也大多都在“行”上，即在社会实践的结局上陷于悲剧性，甚至具有喜剧性。如果说汉代董仲舒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最高统治者的原创性、权威性地提倡，那么后世“跟着说”的学人缺乏批判精神地刻意拔高孔子的愿望，就被统治者不露声色地利用了。
为什么会出现汉代的“独尊儒术”?这与前朝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因果关系。 秦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的“罢黜百家,尊儒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仅仅在于前者被骂了几千年,而后者被承传了几前年。一个明显的史实是，秦始皇统一和大秦帝国的建立，其政治方略大抵来自管仲学说。“百家”之一的管学汉代显然属于被罢黜之列,但是《管子》一书还是流传了下来。不过它主要不是流传于民间私学。可能是束之于高阁,供研于庙堂而已。管学主要是讲政治经济谋略的 ,历代统治者比谁都更明白这一点。至迟从司马迁《史记》开始，文士就开肇了与当时的政治思想孔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的风气。与此相应管学就变得“边缘”而敏感起来。这种倾向随着朝代推移,不断走向极端,如前所提到的,直到宋代达到了高峰。秦皇是一个倾向,汉武又是一个倾向；宋代理学是一个倾向,明代朱明王朝又是一个倾向。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历史的表象看起来是孔儒被高扬了，管仲、《管子》隐身了，淮河文化的其它内容，如老庄之学似乎成为了孔学的“婢女”。其实并不尽然。统治阶级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割裂并两分开来了:圣经王道各有一套。统治者心里有数嘴上不说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儒家圣徒,儒生文人光知道说,心里其实却并没有多少数。只是整天在哪儿抱怨:“真是奇了怪了,孔孟的“内圣”这么好,为什么历朝历代就开一直不出“外王”呢”?这正是所谓“儒以文乱政”,被王朝大人物历来瞧不起的主要原因。儒生文人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传统特色的所谓“韬光养晦”、表里不一的政治文化比较隔膜。从一般理论上讲，儒学的显赫而高扬和管学的低调而隐身，作为政治智慧的核心之一，是历代统治者通过体制性的教化制度，精心打造出意识形态之“思”与政治权术之“行”相分离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极大影响或扭曲了我国的“士”即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甚至更深深的影响并铸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
自然，淮河文化之外，还有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以及山地和草原文化等等。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大家都说的比较多，但是惟独淮河文化比较不被世人关注，而正是淮河文化才可以真正解释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意义，人们却因为教化和继承的原由，把淮河文化基础忘却了，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以这三条著名的大江河为载体，提出“大文明线”的概念：即黄河的人类与天、地、人奋斗的苦难文明（简称“苦难文明”）；长江的与市井生活和社会政治军事人生悲剧相联系的悲情文明（简称“悲情文明”）；淮河的形而下的政治经济谋略的践“行”和形而上的哲“思”相结合的文明（简称“行思文明”）,以统揽对中华文明主要渊源流派的看法。目的性之一,也是希望更多的人们把眼球注意的焦点,从时文和媒体的浮华喧嚣,引向自身,引向自己脚下的地域文化,检讨历史,关怀人文,正本清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坚实厚重的地域历史文化的依据!
淮河、黄河和长江，这三条“文明线”所代表的文明，指意是非常不同的。也许有人会提出，黄河、长江是大江河，没有问题可以代表一条文明线，淮河只是从属于长江的一个支流，能算一个大文明线吗？是的，自然物质意义上存在的淮河比不上长江或黄河的宏大，但是文化现象就是文化现象，管仲为代表的淮河文化引领世界的时侯，黄河文化还处于开化前期，长江文化比黄河文化还有晚，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所以，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淮河或其他什么河如果它最早产生了一个代表性的文明，我们就必须遵循它存在这一事实。也许我们还必须以淮河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顺序来排列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
管子所代表的淮河“行思”文明，不仅具有某种所谓客籍文化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华文明形成的一条鲜为人知的内律：即文化的“酵母效应”和大文明线相互间的亲密融合。它与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如果民族人种相互间的融合是物质性“硬件”的融合的话，那么，大文明线即跨地域优势文明之间的融合就是我们民族大家庭“软件 ”的即心理的精神的建构过程。
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文明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它究竟经历了怎么样的起源、生发、融聚、嬗变的具体过程，这一点我们至今仍然知之甚少罢。“不知古，焉知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淮河的行思文明，黄河的苦难文明，长江的悲情文明和是历史生成的，也是历史地发酵，不断嬗变、融合和互相补足。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文明，它们各自独立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现代的意义上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由文明始祖，我们的先贤培育的文明其来龙去脉应当得到起码的了解、研究，有了正本清源，才谈得上进一步承传和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