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声社区最近颍上还要处理一批科局级干部

老衲 - 2008-11-14 15:29:00

连载:一手遮天
作者：沉戈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2005年末，一批贪婪的县委书记垮台事件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四川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创造了近年来的“贪额之最”：其因涉嫌受贿1859万余元、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田玉飞被扣押、冻结的财产总额折合人民币高达3361万余元。

　　2005年１１月１０日被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该省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创造了一个“滑稽之最”：案发前他在全国媒体上引发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声称“为了怕受人陷害，不得不多年穿防弹衣上班”。“苦肉计”的背后，是其受贿、贪污人民币３５４９３万元、美元２２８万元的真实面目。
　　一些穷得叮当响的县，个别县委书记聚敛的财富却令人震惊，以致于“县委书记”成了一个令人焦灼、发人深省的社会符号。这个岗位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节点”，但用人不当、难于监督等弊端，引发了人们广泛的思考和讨论，其广度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皖北，是光荣与梦想之乡，也是令人心酸之地；是许多重要变革的源头，也是一些污秽的藏身之所。
　　秋日，穿越淮河往北，好一派平畴千里。原野丰沃、静穆，田垄色彩纷呈。
　　从安徽省最北端砀山县境内的黄河故道，到淮河两岸的辽阔地带，素称皖北，含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阜阳市、淮南市、蚌埠市及滁州市的凤阳、定远等县。这是一块曾被历史的荣耀深深浸润过的土地：它诞生过老子、庄子等思想深邃的先师哲人，管仲、曹操、朱元璋等谋略胆识超群的政治精英，曹植、嵇康这般才华卓尔的文人雅士，华佗这样技泽苍生的千古名医，戚继光这样受人景仰的抗倭名将。大泽乡：中国农民首次揭竿而起的义旗举在这里；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秘密协议上摁下红手印、首创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突破口也在这里！皖北，它留在史册上的深重刻痕无人可以抹去。
　　这也是一块被灾难痛苦折磨着的土地：淮河以它桀骜难驯的脾性，造成了多少回哀鸿遍野、浮尸满河的惨景。从著名的“大禹治水”，到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灾难一次次激发出人们征服“灾河”的壮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以阜阳为代表的皖北地区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一次不是因为别的，却是因其官员的腐败问题。
　　2005年年底，人们把忧虑的眼光又一次投向了皖北！
　　比“名贪”王怀忠更高层的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被正式立案查处，濉溪县原县委书记唐怀民、利辛县原县委书记王德贵接踵落马，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徐波因受贿而被判刑。秋风中的皖北“肃杀”与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传来，在纷纷垮台的“王昭耀系人马”中，他的妻弟、宿州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杨哲信最受人注目，仅他家一只王昭耀移赃的保险柜就收藏赃款500多万元，杨哲信同时使用的手机就有8部。一个组织部副部长何以奢侈、诡秘到如此地步？
　　王昭耀案发，是皖北官场继王怀忠之后的另一场 “大地震”。
　　2005年4月22日，曾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被告知“离职休养，讲清问题”，后又被纪检部门转为“两规”。王昭耀和已因腐败落马被杀头的王怀忠曾是“工作上的搭档”。王怀忠事发后，关于王昭耀的种种“腐败传言”从未断绝，在皖北地区更是一度“流言大炽”。4月21日，正率领安徽省政协法制委员会一干人马在安庆市调研的王昭耀，突然接到“谈话通知”。
　　当日下午，他从安庆匆匆返回合肥。22日上午8点半，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杨多良和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共同与其谈话，话毕即采取措施：离职休养，讲清问题。同日，在安徽省行政事务管理局任职的王昭耀妻子被“两规”，办公室被查封，并被有关部门带离安徽。
　　毕业于北京某学院水利系的王昭耀，从皖北的砀山县起家，1989年2月升任阜阳地委书记，1993年2月起任安徽省政府副省长，1998年12月起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的两个妻弟，曾分别任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和皖北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也皆被“两规”。
　　从阜阳前后两任市长肖作新、李和中的垮台，到震动全国的阜阳市原市委书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再到最近被“两规”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安徽省原副书记王昭耀，皖北官场的“地震”一场接一场，余震不断：
颍上县原两任县委书记张华琪、徐波，蒙城县原三任县委书记王保民、孙克杰、孙孔文，阜阳市颍东区委原两任区委书记韩希鹏、赵光席，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邹新华，涡阳县原县委书记徐保庭，利辛县原两任县委书记刘家义、王德贵，阜南县原县委书记殷光立，原县级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原县级阜阳市委书记王汉卿，蚌埠市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张桂义，滁州市定远县原两任县委书记凌炳余、陈兆丰，濉溪原县委书记唐怀民纷纷落马。
　　皖北,在全国版图上只是窄窄一小块，然而，短短几年，已有18名县（市、区）委书记（或曾任）因腐败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密集程度世所罕见！其教训何其沉重！
　　由于县一级在中国政治框架中的特殊性，皖北也因之成为解剖县级腐败与“官场缺陷症”的最佳标本。　这些“死老虎”们早已不能为祸一方，但他们的名字，犹如响彻在耳边的晨钟暮鼓。
　　自秦建立郡县制以来，县的设置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为各朝代所沿袭。新中国成立以来，县作为一个基本的行政单元，职能不断强化，特别是近年来许多省市“强县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其地位显得愈发突出，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就施政特点而言，县一级具有体系的完整性、决策的自主性、横向的的差异性、发展的连续性等明显特征，是国家行政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层次和单元。
　　我国经济社会中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新出现的若干突出问题，大多集中于县一级。县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
　　县委书记，处于县级政权“金字塔”的塔尖，其个人综合素养的高或低、“官德”的正或邪、“官风”的霸道或民主，事关一县经济的兴衰、一方社会风气的好坏。如何约束、规范其权力运行，做一个合格的甚至出色的县委书记，一直是社会的焦点话题之一。可以说，有一个像焦裕禄鞠躬尽瘁、一心为公的好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是全县人民之福；而像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这样的贪婪之徒担任县委书记，则是全县人民之祸。
　　每一个被查处的县（市、区）委书记背后，都拖着一串“长长的阴影”：最近利辛县原县委书记王德贵犯事后，他背后“腐败链”中的人惊恐失措，除原副县级贪官刘司晓、王亚军出逃外，仅初步核实的该县原建委主任张杰、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仇学忠、原交通局长、原卫生局长四人涉案黑金就达1000多万元。更荒唐的是，利辛县的一个镇党委书记孙某被纪委“请去喝茶”时，原本只想核实“8万元的问题”，不料惊慌莫名的他连夜让老婆上缴了200多万元。纪委同志幽默地说：“想拔萝卜，不料竟拔出了大象！”
　　但愿皖北18名县委书记垮台事件的警钟，能“敲醒”一些在贪欲深渊边上徘徊的官员！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杜牧《阿房宫赋》
张华琪的这一招果然厉害。无论是想升官的，还是想保官的，无论是想换官的（换一个好地方做官），还是想进城做官的，都争先恐后向张华琪“进贡”。
　　狱中的韩希鹏宾语摄
　　贪官都爱财，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令人心寒的是，“不留死角的贪”这个耻辱的记录

，却是张华琪在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颍上县创下的。
　　地处淮河岸边、隋朝时即已设县的颍上县，知名度虽不算高，但提起两件事几乎是无人不晓。
　　一是成语“管鲍之交”中的管仲、鲍叔牙这两个史书名角和颇富传奇色彩的“12岁为相”的秦上卿甘罗，都是颍上县人。
　　二是淮河水灾频繁。抗洪时那一声“炸坝行洪”的巨响，往往最扣击人的心弦。淮河两岸分布着30多个特殊的地理构造叫“行洪区”。平日里百姓在其中安居乐业，一遇淮河干堤无法抵御的特大洪水时，为保中下游的城市和铁路、矿区，常会动用“弃卒保车”的手段，炸开行洪区堤坝，淹掉行洪区农民的家产。在几次特大淮灾中，记者多次亲眼目睹颍上县邱家湖、姜家湖行洪区的农民，亲手含泪点燃巨量炸药，主动引滚滚洪流淹掉辛苦耕耘的庄稼、血汗垒积的微薄的资产。
　　记者曾被这些农民舍小家、保大局的牺牲精神感动得热血涌顶、夜不能寐！
　　颍上，作为淮河灾难的代名词，深深刻在了不知多少听见那炸坝巨响的人内心深处。
　　与苦难“结缘”如此之深的颍上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却被一个个“前腐后继”的贪官们反复折腾，消耗了太多发展的“元气”。肖作新、张华琪、徐波三任县委书记在这个穷县留下了多少难以抹去的伤痕！尤其是王怀忠腐败群案中的重要角色张华琪，不仅贪婪无度，而且创下全县乡镇主要负责人百分之百向他行贿，腐败不留死角的“奇迹”。
　　生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张华琪，身材魁梧，举手投足颇有些“气势”。１９９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０年７月他先后任颍上县长、县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８月任阜阳市委秘书长。他贪婪的程度倒有些像他的身形那般“颇具气势”：对金钱、权势欲壑难填。
　　这就是张华琪：一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委书记，四个春节收受下属送来的“过节费”居然超过百万元；一次调整干部收益100多万元；生病一次收到40多万元；他所主导的县委常委会被老百姓辛辣地讥嘲为“常为贿”。在张华琪主政颍上县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干的唯一一件不能不说并将在“贪官史”上留下一笔的“大事”，那就是卖官。
　　张华琪走马上任颍上县“第一把交椅”之时，正逢闻名全国的另一贪官——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主政阜阳的时期。当时的阜阳，社会风气已完全被王怀忠、肖作新之流搅成一滩浊水：“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几乎成了人人心中有、唯独纸上无的办事规则。某些干部为了谋取一个较高的职务，不惜以重金开道，买官卖官成风。“阜阳没有共产党”甚至成了一句不再避讳的口头禅。
　　面对如此恶劣的“小气候”，张华琪不是引以为戒，洁身自好，力争“虎口脱险，”而是像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样，一朝权在手就把官来卖，变本加厉，疯狂敛财。
　　在震惊全国的阜阳腐败群案中，张华琪创了几项记录：当时的颍上县共有31个乡镇，法院认定，向张华琪行贿过的乡镇主要领导达到100%；张华琪案件的卷宗摞起来竟有罕见的一米多高。张华琪的判决书长达53页，比他的“贪上司”王怀忠的还要多5页。在近年来阜阳市已经判刑的几十名贪官中，这个判决书的长度也创造了一个记录。
　　１９９７年５月至６月，颍上县班子换届调整前，一位曾经担任县领导的老同志张某找到张华琪，请他帮忙让自己的儿子能够顺利进入副处级序列，张华琪当即表示会帮助“说说话”。只是张华琪的帮助“说话”是有代价的。不久，他即通过吴某转告张某要借一笔款子以备买房。随后张某从家里的树苗款中提出１０万元送给张华琪。
　　“说说话”让张华琪顺利“借得”１０万元钱，而这笔钱，张华琪将它变成“有借无还”。尽管在庭审中，他一再表示自己已经还过了，但是，由于拿不出相关证据，法院将这笔钱定成了“索贿”。
　　张华琪大概是没有“还钱”的习惯。另外，他没有想到，一笔５万元钱的“有来无还”，让他的罪名多了一项：“贪污”。
　　１９９９年８月，颍上县某委主要负责人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北京有一个与该委有关的项目需要联系，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张华琪书记准备亲自出马，疏通关节。”接到电话后，这位主要负责人哪敢怠慢，立刻通知该委副主任蔡某到计财科借５万元，然后跟张华琪一同上北京联系项目。
到北京后，蔡某与家里的这位主要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在征求意见后，蔡某来到张华琪的房间，将５万元悉数奉上。送钱时，蔡某对张华琪“恳切”地说：“张书记工作繁忙，还要抽出精力帮助我们联系项目，让我们很感动。跑项目需要活动经费，这５万元就交给您开支吧。”
　　张华琪没有丝毫推辞，只是撂出了一句“回去结算”便“笑纳”了。然而，张华琪一直

没有履行“回去结算”的口头承诺。大概在他心中，这种承诺只是一句丝毫不当真的应景之辞而已。据颍上县干部说，张华琪曾在一个场合毫无忌惮地说：“公款像滚滚长江水，从身边流过，能舀一瓢解渴，那也算能耐！”
　　张华琪最叫人称奇之处，还是在卖官上的“创新”。有人总结张华祺的卖官之道：“让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上能待多久，明天又可能待在什么位置。”他通过不断调整干部，成功地营造了一种“人人自危、人人都挖空心思揣摩书记心理”的局面。他认为，只有让下属首先感到了人人不安，然后才能人人买账，进而人人“进贡”。
　　张华琪的这一招果然厉害。无论是想升官的，还是想保官的，无论是想换官的（换一个好地方做官），还是想进城做官的，都争先恐后向张华琪“进贡”。在张华琪主政下的颍上县，如同一个大染缸，不知染黑了多少干部。据知情者介绍，那几年逢年过节，许多乡镇、科室一二把手、夫妻、父子、兄弟、甚至几家人一道去张华琪家送钱，在颍上县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张华琪一生病，提“红包”安慰的干部便蜂拥而至，甚至有一年他家失火，也有大量干部送钱“压惊”。
　　张华琪创造的荒唐记录很多，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动干部”最多的一次县委常委会，一下子就调整了１９０名干部，创下县委常委会一次调整干部全国之最！一个颍上县乡镇领导伤心地说：“哪有比这更草率的事呢？别说其他县委常委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即便有，哪有时间在常委会上说呢？190个干部的名单，仅念一遍就占去了不少时间，岂容大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去一一推敲？而这种草率，冷了多少好干部的心啊！”
　　而短短半天的县委常委会，调整几十名干部对张华琪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颍上县直某办公室主任吴某，在被张华琪提拔到某镇党委书记的位置之前，就连续施放“金弹”：利用中秋节之际，到张华琪家送了2000元“小人情”。提拔后，吴某更是成为张家的常客：1998年春节前，送给张2万元，当年中秋节前又送去2000元；1999年春节前，送给张华琪1万元，当年中秋节前又送去2000元；2000年春节前，送去1万元；加上其他“见缝插针式的”送钱，张华琪先后收受吴某人民币4.8万元。他在县委常委会上说：“这样的人不提拔，那要提拔谁呢？”时，大概只有他自已才会清楚此话的“个中滋味”和“深刻含义”了。
　　仅以张华琪担任颍上县委书记的1997年为例。据记者统计，这年8、9、10三个月，张华琪每月都要召开常委会研究干部任用问题。最为典型的是当年8月举行的县委常委会，张华琪一口气调整了20多名科级干部。在这些调整的干部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事前或事后给张华琪送钱，以表达对张的感激之情。在这次常委会上，颍上县的一位副科级干部李某被调整为某正科级办公室主任。事后，李某来到张华琪家，送上2000元。1999年10月，为了继续得到重用，他便守候在上海等待张华琪出国考察归来。张刚下飞机进宾馆，李便奉上早有准备的1万元钱，请张书记“笑纳”。
　　由于金钱开路无所不能，跑官要官、送钱买官成为张华琪主政下的颍上官场风气，更助长了不少人的“官瘾”。说到卖官，应当先看一看张华琪的“病理切片”，因为是他“参”透了调整干部的“妙用”，是他将卖官推到了匪夷所思的极致，是他创造了卖官一个又一个新记录。１９９７年１月，经过将近一年的“耐心苦等”，张华琪终于坐上了颍上县“第一把交椅”。半年刚过，深感“当书记跟当县长就是不一样”的张华琪，再也压抑不住自己贪欲的饕餮大口，开始“吃”了。而在张华琪的内心深处，县委书记与县长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县委书记能控制“县委常委会”，是唯一真正拥有“乌纱帽”资源的人。
　　“要想富，动干部”，几乎成了贪官深藏在心的铁律。自１９９７年８月份第一次主持县委常委会研究干部任用问题后，张华琪迫不急待地在５个月内连续召开了５次常委会，对全县所有乡镇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不留死角”的调整。其提拔和重用干部的标准既不是德才兼备，也不是有无业绩，而全部是按照“不送不重用，少送动一动，多送往上蹦”的贪官逻辑在办事。
　　这几次调整，都不是“小手术”，而是“大换血”，一下子让全县干部领教了张华琪毒招的厉害。随着干部的调整，张华琪个人户头上的存款，也像加了热的温度计一样直往上蹿。为了让“常委会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带来更丰厚的利润，老道的张华琪又对它进行了两项“创新”。
　　一是将研究人事调整的县委常委会放在每年的春节前后进行。这样一方面既可以更加激

励和调动各级各单位头头脑脑们“拜年”的热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可以披上人情正常往来的外衣，打擦边球，降低腐败的风险。不送的，担心自己从经济富裕的乡镇调整到经济差的甚至被调整下来；少送吧，又害怕把自己安排得不能令人满意。这就如同某电视台进行的无低价广告竞标，谁也不知道中标的低线到底是多少。为提高中标的保险系数，只好不惜血本地将价格往上抬，而各企业抬来抬去必然是水涨船高，受益最大的自然是电视台。据了解，在张华琪执政颍上县期间，有些富裕一点乡镇的“一把手”，为了守住自己的“肥差”，只好“长流水、不断线”地连续向其行贿。
　　二是将“常委会经济”固定化，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以实现自己收入的“可持续发展”。在张华琪的一手操纵下，颍上县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成了他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今天让你到东，你就不敢到西，明天让你往南，你就不敢往北。于是，这些棋子一个个又魔术般地变化成了张华琪的囊中物、口头肉，而张华琪主持的县委常委会更是异化、变味为“常为贿”、“卖官场”。有人挖苦说“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
　　面对长龙似的买官队伍，张华琪狮子大开口，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可“乌纱帽”毕竟是僧多粥少，他又是怎么满足供应的呢？司法机关的调查给我们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这里仅以耿棚镇为例。
　　１９９７年春节前，该镇党委书记陈某和镇长刘某以拜年名义到张华琪家送上了２０００元（春节后，陈某又单独送给张华琪１万元）。当年８月，张华琪便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将陈某和刘某分别调任颍上县物价局局长、土地管理局副局长。
　　把这两个人安置好以后，耿棚镇一下子就空出来两个党政“一把手”的位置。于是，曾给张华琪“表示”过的另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康某来到耿棚镇任镇党委书记；到张华琪家送过２万元的王岗镇党委副书记李某被“关照”为耿棚镇镇长。
　　一年后，张华琪又将耿棚镇党委书记康某调整为县粮食局局长，镇长李某荣升耿棚镇党委书记。李某空下的镇长位置又被张华琪安排给了刚刚送给他１２万元的古城乡党委副书记聂某。
　　１９９８年中秋节前后，李某当镇长时，曾和当时的书记康某到张华琪家送上了５０００元；康某离开耿棚镇，李某当上镇党委书记后，又在１９９９年春节前同新来的镇长聂某到张华琪家各送给张５０００元。康某在离开耿棚镇到县粮食局当局长后，于１９９９年中秋节到张华琪家送上了１万元。
　　仅仅挪动耿棚镇书记、镇长两个位子，张华琪不仅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进账四五万元，而且还推磨似地安排了一批干部。难怪有人说张华琪是“腐败之枭雄，弄权之高手”。
　　记者在颍上县采访时，一些老干部掩饰不住对张华琪的极度厌恶。他们反映：“党内民主生活徒有虚名，长官意志代替民主作风，个人专制代替民主决策”是张华琪风格的真实描绘。他破开荒地“创下一次常委会上调整190名干部任职”的记录，其中绝大部分是提拔。想想看，如此密集地讨论干部，还谈得上“讨论”吗？像这样一次提拔上百人的事，据说在其任内发生过两三次。“完全无视组织程序，上百人、频繁地调动干部，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极不正常的。这样搞干部队伍能不乱吗？”据说，张华琪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书记会议上，没有和班子成员商量就擅自宣布了几个重要岗位的任命。由于继任者徐波没有理这个茬，当时颍上县有传闻说，张华琪到阜阳后，曾派自己的司机给那些没有“来得及提拔的人”逐一退钱。
　　“上行下效”彻底败坏了张华琪主政时的颍上县干部队伍。许多正常、健康的观念被人嘲笑成“异类”。一个长期在该县乡镇工作的干部曾对一家媒体记者大倒苦水：他到某乡任书记的第一个春节，办公室主任交给他一个6000元的红包，说是村干部们送的，并附有名单。他在信封上写下“心意收下，物资退回，下不为例”，当即指示将钱原封不动地退还。后来又遇到一次，他同样处理。之后，就“门庭冷落”起来，再也没有人给他送礼，但他也成了很多人嘲笑、挖苦、状告的对象。这位干部无奈地说：“这件事让我明白，如果你不加入游戏规则，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另类。
“就拿逢年过节来说，如果别人都送礼，你没有送，一次可以，两次三次，长此以往，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压力。那么你可能因为计划生育、防洪抢险、禽流感、‘非典’甚至是别的什么，被撤职、免职，或者你会被安排到偏远的乡镇，或可有可无的位置。我在另一个镇任镇长的时候，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逢年过节和书记一起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送钱。每次他们都如数笑纳，从未有过推辞。”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最后对一家媒体记者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人，特别是乡镇干部，已经成为发生腐败的高危人群。腐

败不仅危及着他们的政治生命，更侵蚀着他们的人格尊严。后来，当我终于脱离一线时，我用一部电影名称形容自己的行为：虎口脱险。”
　　张华琪夫妻贪婪的本质被瞅穿后，任何一个机会都成了行贿者的借口。张华琪的女儿考上大学，光礼金就收了约8万多元。张华琪的岳父去世，礼金更是收到惊人的14万元。
　　一些“官瘾”大的人给张华琪送钱，不是“一送永逸”，而是抓住每一个机会不停地“密集轰炸”。1997年到1999年，时任王岗镇党委副书记的李某、古城乡党委副书记聂某等先后8次送给张华琪近6万元。“糖衣炮弹”高密度轰炸的结果是立竿见影：李某很快当上了耿棚镇镇长，后任镇党委书记；聂某也如愿以偿地做了耿棚镇镇长。
　　在张华琪主政时期，该县科级干部的月工资收入不过六七百元，很多人靠工资积累是没有能力去给他这个“一把手”“拜年”的。但为了自己的“钱途”，只能先投其爱财之所好，用钱把仕途铺成坦途。钱从何来？一些人开始打公款的主意。1997年8月，张华琪主持县委常委会将半岗镇副镇长孔某提拔为关屯乡乡长。为得到张华琪的关照和工作上的支持，1998年春节前和当年中秋节前，孔某和关屯乡党委书记林某先后两次送给张华琪1万元。
　　1999年春节至2000年春节，林、孔又分别以拜年或过节的名义，4次送给张华琪共计5万元。以上6万元均在关屯乡财政所用虚开的招待费冲账。颍上县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兼房改办主任席某为谋求张华琪的支持，先后10次送给张华琪19.6万元，后来席某将其中的9.5万元以招待费、办公用品费、会议费等名义冲账。1997年8月，南照镇党委书记焦大某被任命为县农经委主任，同年10月县农经站站长焦小某升为县农经委副主任。为表示感谢，1998年春节前，焦大某和焦小某到张华琪家拜年并丢下6000元。回去后这6000元用虚开的办公费冲账。随后，焦大某的儿子由南照镇政府财办主任提拔为镇党委委员，焦小某由副科级提拔为正科级并任农村税改办公室主任。
　　公家买单，个人升官，何乐而不为。从1997年11月到1999年6月，焦大某的继任者，南照镇党委书记姜某、镇长龚某把3次送给张华琪的5万元均在南照镇财政所以虚开的招待费冲账。有虚开招待费、办公费冲账的，也有用假发票报销的。1997年8月，润河镇镇长高某升任镇党委书记，一年后县人大的陈某任润河镇镇长。为得到张华琪的关照和工作上的支持，1999年春节至2000年春节前，身为书记的高某和镇长的陈某以拜年、探病为名送给张华琪共计2万元，其中1万元在润河镇用假发票报账。
　　1997年8月，汤店乡乡长张某升为党委书记，耿棚镇党委副书记吴某任汤店乡乡长。为得到张的关照和支持，张某分3次送给张华琪共计4万元。这4万元后来均在汤店乡财政所用假发票冲账。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查明的事实，在给张华琪行贿的110多人中，颍上县共有33个单位的行贿者将70多万元“贿金”以虚开招待费等形式冲账，另有9.1万元用的是假发票。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在2004年4月５日提起的公诉书中指出：被告人张华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阜阳地区行署税务局局长，颍上县县长、县委书记的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２５０多次，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为他们谋取利益，这是阜阳历史上继王怀忠之后，受贿数额最大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其涉嫌犯罪总额达４７０万元之巨。
　　有一个乡村老教师伤心地对记者算了笔账：在贫困山区，２０万元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４７０万元可以援建２３所希望小学。若以一所学校容纳５００人计，则可以改变１．１５万名贫困孩子的未来；若按资助一名贫困失学儿童每年５００元计，可让９００名孩子读完九年制义务教育。
　　这470万元“黑金”恰是颍上县百姓的血汗凝成。
　　张华琪东窗事发后，其家人和亲属使出浑身解数甚至种种卑劣手段，合谋、串供，编造了一套又一套“美丽的谎言”，力图使其来源不明的巨额黑色收入“漂白”，以减轻罪责、减少损失。据介绍，这些人上窜下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证明张华琪的家庭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诚实劳动”，而且，呈现“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张华琪的老婆姚舒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贪内助”。她串通了一些人，伪造了票据，想证明其“做自行车生意”，由于经营出色，两年赚了３５万元。这批人显然是有备而来，姚某商人举出了相关证据：经营自行车营业款进出账单据。张某商人也证明，她曾与姚舒开过饭店，盈利近２０万元。与此同时，金某商人等5名证人向法庭证明：在张华琪被扣押的存款单中，有部分存款单的财产所有权归属于他们，应予归还。

　　但是，这一切都被证明是一种“严密而荒诞的笑话”。法院查明，金某等人所说财产所有权归属他们的存款单一事，早已被姚舒自己“出卖”了事实真相。据姚声称，这些钱都属于张华琪，只是为了规避风险，自己在存钱时使用了其他人的姓名。另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身为县财政局经济开发处副主任的姚舒，参与了经营自行车的生意，也没有证据佐证其获利３５万元的事实。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姚舒开过饭店，更无从谈起盈利近２０万元。所有的一切拙劣手段，最终都被“戳穿画皮”。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２日张华琪被逮捕。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２日，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华琪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罪并罚，作出一审判决，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４２万元，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４２１７３万多元，美元１５４８５万元。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张华琪夫妇的上诉。与他一同被判刑的还有张华琪的妻子姚舒。在丈夫炙手可热之时，姚先后５０余次参与收受６０余人所送款物，总价值３9万余元。由此，这名阜阳市财政局经济开发处的原副主任，也将在铁窗中度过５年，并处没收财产１０万元。
　　对自己的犯罪道路，张华琪曾在法庭上作过简短的“忏悔”。他说：“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沦为阶下囚，完全是咎由自取，我愿意认罪服刑。现在阜阳正在搞警示教育，我希望把我作为典型教材，警示那些正在当官和想当官的人们，让他们记住一点，那就是‘当官不要贪财’。”
　　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
　　——（明）洪应明《菜根谭》

老衲 - 2008-11-14 15:34:00

边腐边升
抱着这个侥幸心理，他在各种场合嘴上仍大谈惩治腐败、廉洁奉公，私下一刻也没有停下贪婪的步子。

　　法庭上的徐波宾语摄

　　刚从贪书记张华琪阴影中走出来的颍上县，2004年8月又“炸了一次锅”：许多人眼中“

厚道、谨慎”的县委书记徐波又“犯事”了，正在被纪检部门“两规”审查的徐波，据悉因受贿、卖官涉案达百万元之巨。

　　2005年11月3日，秋风中的安徽滁州凉意袭人。让许多阜阳百姓“伸长脖子等候多时”的徐波案终于在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长达28页的起诉书中，检察机关指控徐波“在担任颍上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任用、调动等方面给予帮助，先后115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478万元；在乡镇审批土地、争取黄淮海开发项目基金、划拨修路资金、建畜牧改良站等方面给予支持，先后27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14万元，共计13618万元”。一方是卖官收钱，去当更大的官；另一方是花钱（多为公款）买官，以贪更多的钱。这种边腐边升的游戏，徐波和他的一些下属，一直玩到“出事”。

　　据记者宾语、郁娟、马正山的调查报告说，徐波担任颍上县代理县长3个月后的一天，时任颍上县西三十铺乡乡长的朱某某摸到徐波在阜阳的家中，一番寒暄后，把一个装有1万元现金的牛皮纸信封放到了客厅的桌子上：“徐县长，我们乡想申请开办个农业科技园项目，您得多支持啊！”“这是好事，我当然要全力支持。”徐波说着，拿起了信封，“这个你拿回去！”

　　既然送来了哪有再拿回去的道理，朱乡长嘴里说着“这是我们全乡群众的心意”之类的拜年话后起身离去。回到房中的徐波拿起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苦笑了一下，放进了里间的抽屉里。1999年春节后的天，朱乡长到颍上宾馆徐波住处再次丢下2万元现金。

　　两次收到朱乡长送来的3万元“心意费”后，徐波不仅安排县有关部门支持办理相关手续，还多次与朱一起到农业部、财政部等部门，陆续为农业科技园争取了100多万元的资金。为了对徐波表示感谢和继续得到关照，第二年春节期间，朱乡长专程带着1万元到徐波家里拜年。

　　徐波与那些肆无忌惮的官员不一样，很会掩饰。平时他衣着简朴，说话不张狂，工作上的事做得挺体面，每次到各乡镇去也很注意形象和影响。有一次，他到一个乡去检查工作，看该乡是否把上级拨下来的款子用到正地方。该乡怕招待不好县长，以后不好办事，中午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不料徐波皱起了眉头：“干嘛搞得这么奢侈，钱是应该挥霍在这上面的吗？”吓得乡干部不知怎么办才好，撤酒席也不是，不撤酒席也不是。

　　其实徐波心里有数，下基层大吃大喝是最显眼又占不到便宜的事，那一桌饭菜自己才能吃几口，倒不如拒绝吃喝，落个好名声。但是对送礼的，他却来者不拒，因为送礼都是一对一，没有第三者知道，不要白不要。

　　受贿、贪污和吸食毒品一样，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最终成瘾，不能自拔。到徐波顺利当选为颍上县县长时，已不知不觉收受下级贿赂近20万元，当初收人家钱还不自然的徐波，已经到了敞开贪的地步。

　　2000年7月张华琪调任阜阳市委秘书长后，徐波任颍上县委书记。两年后，徐波任阜阳市政协秘书长，直至2004年8月被“两规”。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徐波在担任颍上县委书记的三年多时间里，总共卖出了29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售出两顶。

　　2001年，颍上县选派一批干部充实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在确定下派人选时，徐波建议选派曾要求其给予关照的县委办公室副科级秘书王某某到颍上县江店孜镇任党委副书记。2001年8月，王某某调任江店孜镇党委副书记。同年中秋节前的一天，王某某带着4万元来到徐波家，感谢徐波对其重用并希望继续得到关照。

　　有这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继续关照”是自然的。2002年初，颍上县乡镇换届时，在徐波的“官罩”下，县委决定提名王某某为江店孜镇镇长候选人。为了表示感谢，同年春节前的一天，王某来到颍上宾馆徐波的住处，送给徐波2万元；春节期间，又给徐波送去2000元。

　　在“官罩”和“感谢”的循环中，王某某得以“融贿官通”，步步高升，2002年春节过后，如愿当选镇长。2002年底的一天，为了感谢徐波的“官罩”，王某某和江店败镇党委书记何某某一起到阜阳徐波的家中，王某某送给徐波人民币2000元。

　　1999年6月，时任江店孜镇党委副书记的陈某带着2万元到合肥黄山大厦徐波出差的住处，提出希望担任乡镇正职的要求，徐波把钱收下后允诺有机会给予考虑。2000年中秋节，陈某见职务要求未得到落实，又给徐波送去5000元。2001年春节期间，出于同样目的的陈某再次送给徐人民币2万元。3次行贿换来的是徐波提议陈某为颍上县五十铺乡乡长人选。2001年9月，陈某当选该乡乡长。陈某事后又两次送给徐波16万元。在徐波的安排和“官罩”下，陈某的官职一路走高，不到半年就被提拔为五十铺乡党委书记。
颍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某某两次送给徐波人民币3万元后，经徐波提议被任命为县人事局局长；县林业局副局长田某某先后3次共送给徐波3万元后，经徐波提议被任命县林业局局长；西三十里铺乡党委书记吴某某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先后3次送给徐波3万元，最终其职务未被调整……

　　春节是密切“关系”的好时机，也是腐败的高发期，究其根源，在于有“擦边球”可打

，节日大贪的官员企图模糊受贿与人情往来的界限。

　　在徐波非法收受他人的13618万元财物中，春节受贿就达到1133万元，占833%。

　　从1999年开始，徐波连续4年在春节期间受贿超过10万元，2001年和2002年春节，更是达到3028万元和327万元，4个春节收到下属送来的“过节费”居然超过100万元。

　　1998年11月，利辛县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邑某某为将其子安排到颍上县检察院工作，找徐波帮忙。徐波在邑某某拿来的阜阳市检察院推荐函上签署了“请检察院、人事局办理接收手续”的意见。为了表示感谢并尽快落实孩子的工作，邑某某于1999年、2000年连着两个春节送给徐波12万元，使其子到县检察院工作的事情得到了落实。2000年，阜阳市检察院出具邑某某到颍上县检察院工作的推荐函。为了能在颍上县检察院“进步”，2001年至2003年，邑某某三个春节又给徐波送去14万元。最后，邑某某成了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挂职副检察长。

　　徐波担任颍上县县委书记后，他的老上级肖作新、王怀忠、李和中、韩希鹏先后犯事被判或被拘，中纪委专案组三天两头召集阜阳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下辖各县市的头头脑脑开会、谈话，让他们主动交代问题。按说在这个非常时期，徐波应该有所顾忌，有所收敛，有所警醒，但他却自认为自己身在贫困县，做事又周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抱着这个侥幸心理，他在各种场合嘴上仍大谈惩治腐败、廉洁奉公，私下一刻也没有停下贪婪的步子。

　　颍上县是多年的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徐波主政时期，该县一个科级干部不吃不喝一年下来收入不过1万元钱，很多人靠工资积累是没有能力去给他这个“一把手”“拜年”的。但为了自己的“钱途”，只能先投其爱财之所好，用钱把仕途铺平。

　　钱从何来？既然徐波能卖官创收，买官的自然是“官资出在官身上”，打公款的主意，有用公款冲账的，也有用假发票报销的，五花八门。

　　2000年底的一天，时任颍上县粮食局挂职副局长兼该局三八连锁店总经理的苗某某带着2万元找到徐波，提出想当县粮食局专职副局长。事后，苗某某将其中的1万元在三八连锁店冲账。

　　2000年春节前的一天，时任颍上县半岗镇党委书记的蒋某和镇长郑某某到徐波在颍上宾馆的住处，蒋某提出想换个乡镇任职或到县直单位工作，并推荐郑某某接任书记。徐波许诺有机会给予考虑。临走时，二人送给徐人民币1万元。此款后从镇财政所冲账。

　　2000年春节前的一天，时任颍上县赛涧回族乡乡长的海某某和党委书记魏某为了得到徐波的关照，送给徐人民币5000元。事后二人用假发票将该款在单位冲账。

　　让人们备感震惊的是，在肖作新、张华琪均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震慑下，徐波的“一如继往”实在出乎任何精确的理性分析之外。比张华琪大一岁的继任者徐波，其履历和张华琪十分相似，先在阜阳市机关任职，后任颍上县县长、县委书记。在书记张华琪的霸道作风笼罩下，作为县长的徐波据称“很感委屈，事实上当不了一点家”，“与张华琪面和心不和，表面上对张华琪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但暗里是恨之切齿的，也使了不少绊子”，“张华琪做书记时，把人权抓得密不透风，徐波瞧在眼里，但故意一声不吭”，而一旦自已当上了县委书记，立即成为“张华琪卖官鬻爵模式的翻版和复制品”，“甚至比张华琪更大胆，但由于徐波的性格较为内敛，所以不像张华琪那样张扬而惹人忌恨”。这是颍上县几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干部对记者如此描述徐波。

　　与张华琪的跋扈相比，个头较矮而敦实、时刻满面堆笑的徐波显得相当低调，甚至有些拘谨。一个对徐波个性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是，有时候安徽省省直机关的一些干部，哪怕是行政级别并不高于县委书记的，到颍上县调研，徐波往往驾车十数公里，站在颍上县与凤台县接壤处的路边“恭候”，风雨无阻。在汇报工作时，他也极少像张华琪那样“云山雾罩、华而不实”，他说话相对较为“平实、客观”，“过头话很少”，“经常自我检讨工作中的不足”。这种谦恭的姿态让徐波博得了一定范围内的人的好感。
在记者听到的县外有关徐波的议论中，“正面的”一度远占上风。但他似乎并没获得很高的颍上县内的“印象分”。在他没被查处时，就有不少颍上干部当着记者面说：“徐波是个不折不扣的笑面虎，他的内心可没有外表那么厚道，你们记者千万别上当啊！”，“他的热情与谦卑，永远是只对上、不对下的。”还有不少颍上县干部说：“徐波做县长与做县委书记简直判若两人，这中间好像有座分水岭。做书记后，有些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感觉”，“他的性格有时软中带硬，张华琪在离开县委书记位子的前几天，研究提拔了一批干部，都是

他收了钱而没来得及兑现承诺的。可这批干部还没赴任，张华琪就调走了。徐波一上台，立刻就不认这个账，冻结了这批干部，虽然他做县长时也对这批干部投了赞成票。由于徐波不认账，张华琪不得不把收的钱一一退还给这批干部。许多干部不得不把被张华琪退回的钱重新送给徐波”。

　　徐波的出事与张华琪败坏掉的颍上官风有很大关系。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镇长说：“事实上，人人不满，但颍上县前几年风气就是那么坏！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乔迁搬家，大家都给领导送钱，极少有例外。当官场的风气好时，谁送钱就会引起注意；而官场风气最坏的时候，情况恰好相反，谁不送钱，就会特别醒目，领导就阴阳怪气地整你了。应该说，在王怀忠主政时，整个阜阳市都是这种恶劣风气。虽然大家都恨得牙痒，但谁都不愿意被人当作异类排挤掉。”在记者的走访中，有一些干部认为，如果不是在阜阳为官，天性谨慎的徐波可能不至于“下场这么惨”。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清）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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